女性主義的啟蒙跟我的家庭經驗有關，我媽媽生了四位女兒，我爸爸心胸很開闊，他覺得四位女兒也很好，很寵我們；但我媽媽就覺得壓力很大，我是最小的女兒，從小我就常聽她說，她生下我後，一個月都不好意思出門，不知道如何跟公婆交待。我的家庭教育讓我很有自信，但當我離家，看到外面世界男尊女卑的現象，就很敏感，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方式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到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唸書，它是長春藤盟校，學費非常貴，教授和學生大多是白人，但只要走出校園，就看到很多黑人在街頭乞討。都市內黑人的生活非常潦倒貧困，但到了郊區，又看到華麗的洋房、綠油油的草皮，住的都是中產階級白人。

美國的情況， 讓我體會到社會上貧富差距的問題，而這樣的差距又和種族有關，白人黑人之間種族的緊張關係非常明顯。學術訓練讓我為現象找到了分析的切入點，可以放在歷史的脈絡，也使我意識到社會上除了性別，還有階級、種族問題。

權利意識強烈

在美國住了七年，回來後等於又重新經歷一次文化衝擊。開始教書後，別人並沒有把我當成一位學術工作者，而是年輕的女孩子。回來第一年我在外面租房子，和七十歲的男房東有糾紛時，他常用「你這個年輕女孩子」的口氣跟我說話，我是會據理力爭的人，他不對，我就會批評，不是人身攻擊，但他認為，因為他是長輩、男性，我就必須恭恭敬敬。

我覺得我不是反叛型的人，我只是權利意識很強，當我的權利受損時，我就會提出疑問。

事實上女性不是一個同質性的團體，家庭主婦、單身、老年女性，她們的需要就很不一樣，女性本來就很多元、很異質。加入婦女新知、女學會、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等團體，是我從論述和意識型態的批判，走向就事論事推動和女性切身相關的活動，例如在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推動職業婦女需要的國小學童課後照顧，我覺得自己已逐漸超越意識型態的批判，實際地從社區層次解決婦女問題，這也是我個人很大的轉變，從理論跨入實際問題的解決。

我不知道為什麼陳水扁總統會找我，如果他找我是為了兌現四分之一的支票，我覺得很光榮，也樂意扮演這樣的功能。因為我覺得有沒有能力和性別有充分關係，長久以來，所謂有能力都是循著男性特質為標準，女性特質一直沒有被納入有能力的標準。

從民間觀點出發

從事婦運讓我更瞭解民間需求和觀點，日後青輔會會和有活力、有創意的民間團體合作，政府儘量站在從旁協助的角色。我的瞭解是，青輔會好像同時在推廣青少年的志業服務和休閒文化，等於是兩條線進行，如何整合可能比較有困難。我希望能從舉辦像老樹生態之旅、地方文史發掘，或者和青少年距離較近的家族史溯源的活動中，整合這兩條路線。

在社會學課堂上，我曾經要學生談談拍寫真集或全家福的經驗，並且要求他們訪問自己的祖父母、整理家族史，結果學生都很喜歡。因為之前他們已經讀過台灣社會變遷理論的書，做了家族史，可以更進一步拉近和上一代的距離。如何辦吸引青少年的活動，要找到切入點，可能有些困難，就靠大家腦力激盪。